中国当代著名现实主义作家、革命文学的传承者冯德英先生，在他的长篇处女作《苦菜花》中，成功塑造了“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完整的革命母亲的英雄形象”。接受记者采访时，他说：“书中的母亲不是我个人的母亲，是许多革命母亲缩影的艺术形象。但是，没有我母亲的影响，也不会有《苦菜花》中的母亲。”那么，现实生活中冯德英先生的母亲，到底是一位什么样的母亲呢？带着这个问题，笔者采访了冯德英先生，听他讲述了这位平凡母亲背后的伟大。

  “在‘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’的岁月，母亲饱受了太多的磨难，依然坚强地挑起家的重担。”

 　黑暗的旧中国，胶东地区战祸不断，人民群众深受帝国主义、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，很多人流离失所，逃荒要饭，卖儿鬻女，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。冯德英先生的母亲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，度过了她的苦难童年。

 　母亲姐妹四个，她是最小的一个。在那严重轻女重男的封建社会，人们把没有儿子的家庭称为“孤陋”，意思是绝了后代的人家。母亲的父亲苦累交加早早离世，母亲的母亲，也就是冯德英的外祖母，费尽心力，把虚岁十九的小女儿嫁了，丈夫小她两岁。此后，为不拖累女儿们，她蒙受着极大的羞辱和苦痛，到没有人认识的村庄乞讨糊口，直到被恶狗咬伤。临终前，对女儿们说：你们和后代，再穷也不要拐篓子要饭了，一定要争口气，学会自食其力！

  在冯德英的记忆里，母亲是最能吃苦也最坚强的一个人，是一家的顶梁柱。在一粒粮米皆无的日子里，她宁愿用山菜树叶为全家充饥，也不提出去乞讨的事。可是每当有讨饭的人上门，母亲却从不让他们失望，总是从自家的锅里碗里匀出些饭食给充饥。母亲的善良和好心，总是让人感动。孩提时的冯德英不理解，长大了才悟出来，穷困潦倒的外祖父祖母连最廉价的粗木箱柜妆奁都陪送不起，母亲是最贫穷的新娘了。然而，两位“孤陋”老人给女儿留下的意志和品格，却是非常崇高和伟大的。

  冯德英的父亲兄弟姊妹四人，他也是排行最小。母亲过门之后不久，三个弟兄就分家独自生活。这对不过二十岁的小夫妻，耕耘着几亩薄地和山峦，凭着超常的勤劳和节俭，日子过得还算温饱，也有些许剩余。特别是母亲，不仅家里家外活干得麻利漂亮，而且孝顺公婆，善待妯娌，与邻居长幼友好相处，热心怜悯，村人无不夸赞，都乐意与之交往和谈心。

 　天有不测风云。在那不管人民生死的旧社会，横祸时常都有可能发生。就在冯德英刚刚出生的日子里，恶人们为泄私愤，竟凶残地将他的大伯父吊上屋梁浇上柴油，活活烧死。明知是“衙门口向南开，有理无钱莫进来”，但昆嵛山区里，观上冯家村这对不屈的夫妻，倾家荡产也要为大哥报仇雪冤。父亲带着侄子，从乡到县直告到济南省政府韩复榘主席堂下，官司也没打赢。几年下来，家败落了，好点的田地都卖了，父亲因结下冤家对头，不得不躲难闯关东。

  真的如同天塌下来一般，一切生活的重担全压在三十岁出头多子女的母亲身上。凭从小养成的吃苦耐劳含辛茹苦精神、硬朗的身子骨和意志力，面对此情此境，她拚命地劳作，忘我地奉献，以养育子女。

  在冯德英的印象里，他从没见母亲穿过新鲜衣服；而他们兄弟姊妹从头到脚穿的戴的，全是母亲亲手纺线、织布、染色，一针一线缝制的。为使每个孩子过年有新衣，母亲更是费尽心机，她甚至能使几个女儿的粗布裤褂鲜艳夺目。幼年的冯德英夜半醒来，常常见到母亲在灯下做针线，困乏了，就用针尖往头皮上狠狠地磨几下，继续飞针走线；晚上，他时常伴着纺车的嗡嗡声、织布机抒声入睡；天刚刚放亮，母亲又第一个起身，背上驮着小女儿，衣角处牵着小儿子，手拿农具上山下地了。她的精神是那样抖擞，脚步是那样踏实，神气是那样从容自信，好像不是一个孤苦伶仃拖儿带女的弱女子，而是是一位能主宰自己命运出类拔萃的女强人。

 　这一切，只能从事物的本质找答案。崇高忘我无私的伟大母爱，只有它，能使孩子们在无论多么冷酷黑暗的天底下，有一份温暖和煦的阳光！

 　“母亲不仅爱自己的子女，更爱每一位献身革命的人。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，她爱护战士胜过儿女。”

 　胶东地区是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地方。昆嵛山地区是革命活动的中心，是地下中共胶东特区委员会的所在地，它组织领导的1935年11月4日暴动，1937年12月24日的天福山起义，都发生在这里。所以，抗日战争的烽火在昆嵛山区迅猛燃起。以于得水为首长期坚持战斗的红军游击队为骨干、中共胶东特委书记理琪为司令的“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”诞生，并迅速扩大，成为胶东八路军的主力。同时，地下党组织纷纷发动群众，起义暴动，夺取政权，建立抗日根据地。工农商学兵齐动员，在统一战线的口号下，团结一致万众一心，为了一个共同目标夺翻身，求解放，抗战取得了胜利。

  冯德英一家成了当地最早被革命者青睐的对象。这不单单是因为他们苦大仇深，更因为母亲的品行，得到人们的高度信任和爱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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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　母亲没有文化，但她知道文化知识的重要。为了响应民主政府的号召，她早早地让四个刚满上学年龄的儿女全部上学。通过大女儿在村里和学校里的经历，她从中知道了一些革命的道理，立刻在情感上产生共鸣，冲破封建主义道德伦理束缚女人的枷锁，坚决支持女儿的革命行动。同时，让十几岁的大儿子投身抗日中学，自己则更加辛劳地肩负起一家人生活的重担。

 　为了生计，每天天刚亮，母亲就打发两个大女儿上山挖野菜，自己操劳家务。女儿们回来吃完早饭上学，她则带着小的孩子下地干活；晚上大孩子出去开会、站岗放哨，她守着小孩子做针线；夜色晚了，孩子们全上炕睡下了，她又开始了机织……。

 　母亲也参加了村里的妇女救国会（妇救会），这是她一生中参加的唯一组织。她竭尽身心做好一个妇救会员的工作，无论是做军鞋袜子，缝军衣被子，数量质量都是上乘。凭着她平常就有的极好人缘和威望，加上模范带动作用，全村的妇女支前工作红红火火，多次受到上级表扬。但是，每当干部们赞美时，母亲便立时羞红了脸，连声说：活是大伙干的，俺个老婆子有么能耐呀。

 　冯德英的家乡在观上冯家村，这里四邻五村完全被山岭所荫蔽。抗日战争中，我们的党政机关、部队学校、兵工厂等等经常在此驻防，有时拥挤不堪。因为母亲勤劳能干，人缘心眼好，热情好客，大女儿又是村干部，家里便成了“招待所”，人来人往，常年不断。童年时的冯德英，习惯了这种生活，也喜欢上这种日子，有时几天家中没来人，便急得直问母亲怎么回事……对来家住的革命者，不论是男是女，是军队的还是地方的，是干部还是战士，母亲和她教育的孩子们都笑脸相迎，热情接待，倾其所有，解困分忧。

 　冯德英迄今还真切地记得，在那抗日战争最艰苦的1941年深秋，有一位姓侯的八路军姐姐伤病得很重。从住进他们家的第一天起，母亲就待她比亲闺女还亲，腾出一间最好的正房住，还亲自为她烧热炕，煎药喂饭。部队大伙房送来的饭菜侯大姐难以吞咽，母亲就将家里仅有的一点米面，自己家舍不得吃的鸡蛋，做面条饺子米粥，变着花样调节饮食，为她增加营养。同时告诫冯德英弟妹，侯大姐吃饭时不许靠前。时间长了便成了习惯。每当可口的饭菜端上侯大姐的炕头时，孩子们就会自觉地悄悄到院子里藏起来，等侯大姐吃完后再回来陪她说话。

 　母亲一家的殷殷真情，胜似骨肉般的无微不至照顾，让这位八路军姐姐深受感动，她太疼爱这些纯真可爱的小弟妹了！于是，趁母亲不在家的时候，将部队上分来的馒头塞给弟弟妹妹，逼着他们吃下去。因为一旦被母亲发现，孩子们会受到严厉批评。在母亲的悉心照料下，两个月后侯大姐的伤病痊愈了。重返部队的那个清晨，全家依依惜别，谁知她竟半路上又跑了回来。这个在枪林弹雨中冲锋陷阵的刚强女战士，此时当着孩子们的面，扑进母亲的怀里放声大哭！她边哭边说，太舍不得离开母亲，太留恋这个“家”，太喜欢家里的弟弟妹妹了！母亲给了许多安慰和开导，她才擦干泪水，再次上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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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 最让冯德英先生终生难忘的是，这位八路军姐姐返回部队不久，他年仅三岁的小妹妹嫚子，由于长期缺乏营养，患病无钱医治，加上母亲无暇照顾，不幸夭折了！这对母亲的打击非常沉重。她为此病倒一个多月，从此留下了严重的牙痛病，甚至更致命的内伤……

  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，家里住进的八路军增多，母亲就把三间南房腾出来给男战士住，北面正房给女战士、女干部。有时来的多了实在挤不下，大闺女就到邻居家借宿。母亲给战士们烧炕，缝补衣裳，战士们不好意思，她就生气地说：“你们这些孩子，这是对谁啊？在我这里不跟在你们家里一样吗？”

 　失去幼女的残酷打击，没有使母亲一蹶不振，更没有影响她对革命工作的热情，对战士们的厚爱。她的那种抑制悲痛的精神和坚韧不拔的意志品格，充分展现了一位伟大母亲的风范。

  “日常生活中，母亲是逆来顺受的，但在孩子受欺辱时，她却能挺身而出，与邪恶做斗争，维护我们的尊严。”

  那是1941年，六岁的冯德英到了上学的年龄，母亲把他送到了本村的解放区抗日民主小学学前班读书，二姐在同一所学校，比他高两级。一天傍晚，放学铃声刚响，冯德英趁老师不在，收拾书包就冲出了教室，后面几个同学也跟着跑了出来，正好被学校一位姓曹的教员碰上了。冯德英等几位同学吓得乖乖地站住了，但这位霸道成性的曹教员还是没有放过他们，尤其对带头冲出教室的冯德英大打出手。由于用力过度，他的身上青一块紫一块。最让冯德英伤心气愤的还不是皮肉的伤疼，而是曹老师踢脏了母亲用大褂襟为他改做的书包，也踢碎了书包里姐姐送给他的一块宝贵的写字石板。他一听到石板破碎的声音，心都碎了，顿时抱着书包大哭起来。曹老师并不罢休，又把几个挨打骂的小学生罚站在墙根处，不许他们回家吃饭。

  二姐放学时，看到泪流满面的弟弟被罚站在墙脚，立即回家告诉了母亲。母亲听说自己的孩子受了委屈，放下手头的活计，三步并做两步赶往学校，火冒三丈地冲着姓曹的老师就是一顿严厉斥责：孩子犯了什么错，至于老师这样打他？当老师这样做，怎么再去教孩子？现在是解放区，打骂学生作践孩子，抗日民主政府是不允许的，你必须认错……然而这个满脑子师道尊严打骂学生成习的曹老师，先是强词夺理，百般抵赖，后又反诬母亲以抗日家属干部家庭仗势欺人。这更使母亲不能容忍，感觉受了莫大侮辱，甚至要拖他到政府去评理……结果，曹老师的恶劣言行遭到围观群众的一片指责声，他才不得不向母亲鞠躬承认错误，表示向学校和学生做检讨，起咒发愿再不体罚打骂学生……

  冯德英从未见过母亲同外人吵架，那怕是红过脸的情况都很少见。当时，看着母亲为了保护自己而暴怒的神情，他震惊之余，突然感到她是那么高大和重要。母亲——是生命和尊严的保护伞！

　　那件事，在冯德英幼小的心灵里，留下了刻骨铭心的印记，影响着他的一生。

  “母亲不是一名共产党员，却忠实地履行了一名党员应尽的责任与义务。”

  在党号召大家起来抗日的日子里，母亲第一个支持冯德英的大姐冯德清参加革命。冯德清1942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，担任过村、区、县的妇女干部。母亲自己也以一名普通农村妇女的身份，不显山不露水地为革命工作忙碌，为八路军战士操劳着，因此得到了村、区、县领导干部的尊敬和信任，也为她能够更好地掩护党的秘密会议在家里召开，打下了基础。

  每次区县来了干部，母亲就把里屋腾出来做临时会场，自己在家门口纺花或做针线做掩护。同时，让孩子们在村头站岗放哨，传送情报。每次在家里开会，母亲都非要留下远道而来的干部们吃顿饭。虽说冯德英先生兄弟姊妹多，家里生活极其清苦，逢年过节才能吃上一顿饺子，但母亲还是把家里保存的那点面粉拿出来，再去地里采些新鲜菜，从酝子里抠出一小块舍不得吃的咸猪肉，包顿饺子。遇到阴天下雨或者散会太晚，母亲总要留宿，对待八路军战士像对自己的孩子们一样。因此，冯德英先生的家里，成为区、县人员往来的“招待所”。区县的干部，没有不知道冯大娘的。

 　担任区妇救会长的大女儿冯德清，结婚后生了个女孩子。孩子刚满月，她就焦燥不已，母亲发现了女儿的心事，毅然决定让她奔赴革命岗位，自己把刚满月的婴儿接回家抚养。这在当时那缺吃少穿的困苦年代谈何容易！但母亲想尽办法，不辞劳苦地尽责。为使婴儿夜里入睡，不哭着找妈妈，她将自己的乳头一次又一次地塞进孩子嘴里。尽管乳头被拚命吸吮得疼痛难忍，但还是咬牙坚持着……终于，那回去好多年的乳汁，硬是又回来了！而为使乳汁多些，母亲时常多喝些不愿喝的汤水。外孙女是吃着姥姥的奶水长大的。这在当时传为奇闻，也属奇迹！谁能创造这样的奇迹？只有这样的“革命母亲”了！

  抗日战争胜利翌年，也就是1946年春天，母亲因过度劳累，霍然病倒了！得知这一消息，区里、县里的干部纷纷来看望，为她请医送药，但无情的病魔还是夺去了母亲四十六岁的生命。就这样，刚过十岁的冯德英没有了妈妈，为革命操心一生的母亲没有看到新中国的诞生。

  冯德英的母亲是为革命累死的，人们公认，她虽然不是拿枪牺牲在战场上，但其所作所为，算得上真正的革命烈士。去世前，她的身体已经完全崩溃了。母亲下葬的时候，县区村里的干部和群众，把村街都挤满了。为她抬棺扶柩的男人，全是共产党员和干部。他们哭声震天，泪流满面，送别这位为革命事业奉献了自己生命和家庭的母亲。

冯德英耳濡目染了母亲的高尚品德与伟大母爱，小小年纪就种下了热爱人民、报效祖国的种子。为了实现母亲临终前的嘱托和夙愿，母亲去世后，十六岁的共产党员二姐、十三岁的冯德英先后于1947年和1949年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，加入到解放全中国的伟大行列里去了。

冯德英先生一生无论做事做人都深受母亲的影响，他始终对母亲满含感激之情。他常说：“我感谢母亲，她教给我与困难作斗争的经验，激励我以后走上了革命的道路。”然而，令先生感到自责的是，直到母亲去世的时候，他才知道自己母亲的大名叫曹文琳，此前，他只知道母亲的小名叫“寻子”。

为纪念母亲，1954年春节期间，十七岁的冯德英先生写了一篇《我的母亲》四万字的笔记，完全是真实地记述他的母亲曹文琳的, 这篇笔记就是后来他的处女作和代表作小说《苦菜花》的“胚胎”,只是很可惜后来这篇笔记丢失,从此再没有公开过自己母亲的真实经历。

山东省乳山市夏村镇政府    于月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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